（二）所作的主要工作
1．参加“西安会议”。1991年12月下旬，农业部水产司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要对全国水产原良种场的布局和建设提出规划方案，并首次对已上报的全国水产原良种场拟建项目进行审定，提出审定意见供农业部水产司进行具体立项操作，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鄂州市国家级团头鲂（武昌鱼）原种场项目的正式立项申报工作即由此开始！我和周超勃、曾宪池三人参加了会议，客观地说草民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经过“西安会议”后，鄂州市国家级团头鲂（武昌鱼）原种场项目的立项工作基本扭转了被动局面！
按照农业部水产司对会议的通知，参加会议的对象是“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的各位委员，水产司计财处、增养殖处、科教处、办公室负责人，部属水产有关科研单位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水产主管部门的生产处长。首届“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中，来自湖北的有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张兴忠研究员、华中农业大学的杨干荣教授、省水产研究所的张幼敏教授级高工等三位专家，参加“西安会议”的只有张兴忠与杨干荣二位先生（张幼敏教授级高工因事未参加会议）。首届“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由湖南师范大学刘筠院士任主任，上海水产大学李思发教授、张兴忠研究员任副主任。
按照这次会议的通知，我们不是参加会议的对象，且事前也不知道有这次会议。当年的11月下旬，草民有一次到杨干荣教授那谈事，他告诉我这一十分重要的会议信息，并把农业部水产司的会议通知及其与会专家名单给我看了。我当即提出我们要参加此次会议，杨教授亦表示同意。随后我们及时向省水产局生产处作了汇报，提出要参加这次会议。但当时生产处长张光耀同志不赞同我们去西安“参加”会议。考虑到“西安会议”的极端重要性，后来我们决定不论省局同意与否，必须参加这次会议。为此，曾宪池决定由他、周超勃和我三人去“参加”“西安会议”。为了能够全面、及时地了解会议情况，我在征得杨教授同意的情况下，以杨教授研究生的名义，作为他的助手，“名正言顺”地参加了“西安会议”。而曾宪池、周超勃二人没能参加正式会议。1991年12月下旬的某一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们三人与杨干荣教授等4人一道，从武昌南湖机场乘飞机到西安参加会议。到了西安后，湖北省水产局参加会议的张光耀处长看到我们三人来了他甚为惊呀！可能是他有多种顾虑因素，在整个“西安会议”期间回避我们。后在我们再三邀请下，会议结束后接受了我们的一次简单吃请。当时我们请他与我们一道从西安乘飞机回武汉，他谢绝了。
草民到会议现场后，发现会议规模不小，会议由水产司司长钱志林同志主持。当时国内水产学术界从事遗传育种方面的“大牌”专家教授们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们都是首届“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的委员。这其中有几位我认识，大多数姓名我知道。我当时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就抓紧时间与“筛选”的“委员”们汇报、沟通和交流。
我首先向刘筠院士汇报了有关鄂州团头鲂原种项目立项的理由、所作工作及其要求，刘院士操一口地道的湖南口音和我进行了良性的沟通、交流。刘院士首先坦率地给我讲，他对梁子湖团头鲂的情况了解不多。经过听我的介绍后，他当即表示认同我的说法，但还得在此次会议上讨论、投票通过才行。应该说取得刘院士的理解与认可是尤其重要的！
最值得回味的是与张兴忠研究员的沟通。可以说整个沟通是在相互“讨论”过程中进行的，说得直率点是一次双方的“交锋”过程。我记得晚上在他就寝的房间，他一支香烟接一支香烟地抽（张老先生的烟瘾很大）。我事先已知道他是立项于公安淤泥湖的“力挺”“大牌”专家，而且当时他在农业部水产专业上的学术地位也是很高的。所以在与他沟通之前，我知道这是一位难通过但又必须交流的关键“委员”！我以一位晚辈应有的谦虚态度拜见他。交谈开始后，我客观地谈了公安淤泥湖与梁子湖团头鲂在科研与生产方面的情况，并非常仰幕近几年中、以他为首的长江水产研究所专家们，在公安淤泥湖团头鲂上所做作的出色科研工作。但在国家级团头鲂原种场立项问题上，我向他明确地表明了我的观点，即此项目应规划在鄂州梁子湖建设，并恳请能得到他的支持。我向他阐明的理由是：（1）国内最早发现团头鲂并予以报道的水域是梁子湖；（2）团头鲂学名定名的模式种也是梁子湖团头鲂；（3）梁子湖的生态环境大大优于淤泥湖；（4）梁子湖团头鲂的种群及其种质资源在量上也远高于淤泥湖；（5）团头鲂以深厚的武昌鱼文化形式铭典于中华历史，源于古鄂州；（6）鄂州区位优势强于公安县。张兴忠研究员听完我的阐述后未置可否，但他坚持认为团头鲂国家原种场项目应摆布在公安淤泥湖（客观地说他持有的理由也无可非议）。双方“交流”到这个“节骨眼”上，我就反问张老先生：“您到过梁子湖吗？”，答曰：“没去过”。我说“我们非常欢迎您来鄂州梁子湖一趟！如果您到过梁子湖，我相信您会有不同的感受的”，答曰：“以后有时间会去的”。我和张老先生的首次沟通即告结束。
随后，我与李思发教授（这之前我们已与他有了良性交流，此时基本上可算得上是位“挺鄂州派”），来自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的沈俊宝研究员，来自无锡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夏德铨研究员（后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寿研究员（笔者在新洲水产局工作时，他当时在长江水产研究所工作，还曾到过新洲做过科研调查。1980年我专门到长江水产研究所找他引种荷源鲤，因此有一面之交。），来自江苏省水产局计财处的吴勤处长等“委员”进行了有益的沟通与交流。
利用会议的有利机会，曾宪池、周超勃和我还专门向到会的钱志林司长进行了汇报。会议间隙期间，我们还向与会的水产司几位处长们作了汇报。使部水产司的领导们了解了鄂州梁子湖团头鲂要求立项的基本情况，也让这些领导们从过去的“偏听”转为“兼听”。因为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水产司的各位领导们都讲，他们原来并不了解在团头鲂原种场项目上还有鄂州这一“说”。事实证明，这是极为有益的！
经过我们在会议上所做的大量工作，后来会议投票表决全国水产原良种场建设方案时（会议投票时我这位“助手”不能参加），湖北鄂州梁子湖团头鲂国家级原种场亦被列入候选场址之中。表决后得知，由于“委员”们对此意见不能统一，会议提出团头鲂原种场项目候选地为鄂州梁子湖与公安淤泥湖，具体定址要求由湖北省水产局考察后再正式确定。可以说此次会议鄂州与竞争对手打了个“平手”，也扭转了过去单一的公安淤泥湖“声音”。
这次会议确定了首批12家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名单，其中涉及淡水渔业领域我记得的有：江苏省邗江县长江水系家鱼原种场，安徽省省芜湖水产原种场，江西省瑞昌县长江四大家鱼原种场，江西省九江彭泽鲫原种场，湖南省湘江四大家鱼原种场，浙江嘉兴家鱼良种场，湖北省监利县老江河四大家鱼种质库等几家。
2．赴武汉、北京、上海等地积极做工作。“西安会议”回来后，曾宪池除自己向省水产局、市委、市政府领导作过多次汇报、做工作外，还带领我（孙宇山同志参加过几次，李建同志也参加过一次）马不停蹄地赴省水产局、农业部水产司（渔业局）、上海水产大学等地做工作。实事求是地讲1992年至1994年，是我最为忙碌的3年。我既要写很多关于项目方面的材料，又要筹备拍摄关于武昌鱼方面的电影，还要做业务科室所承担的各项工作。而且为该项目立项和筹拍电影要经常出差，最忙时一个月去北京3次之多，经常是回水产局写好所需材料后又立即出差。经过大量艰辛的工作后，省水产局基本同意了将国家级团头鲂原种场项目布局在鄂州。当时到武汉会领导基本都是晚上去晚上回，因为白天在办公室难已会到他们，即使会了面也难以静下心来沟通。给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到渔业局刘身利同志办公室会他，他告诉我在中央部委办事的方法。他说中央部委办事与下面省市不一样，我这里不需要你经常来，你必须先把下面相关处长们的工作做好，然后到了我这里来就“水到渠成”了。后来我改变工作方法，按照他的意见去做，效果很好。当时我走动得最多的农业部渔业局处室是综合处、增养殖处、计划财务处、科教处，与这些处的负责人和承办人、特别是当时关键的计划财务处魏宝振处长都建立了良好的上下级工作关系。
1993年，利用曾宪池妹夫当时在科委系统工作的关系，通过省科委，我们还向原国家科委申报了《团头鲂良种繁育与推广》科研项目，经过曾宪池、方文华和我多次进京（相对来说我去的次数比他们多）的汇报与努力，在原省科委有关处室负责人大力帮助下，这一项目得以在原国家科委立项，拨款1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水产大学的李思发教授对我们的热情接待和有力支持。由于李教授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曾宪池和我先后三次专程赴上海拜会他，每次找到他，他和他的夫人蔡完其教授总是积极、正面地帮助我们，并且在接待上安排得非常周到细致，而我们每次去也只是带点小礼物，这使我和曾宪池非常感动！在我们多次盛情邀请下，李教授在他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中，抽出时间专程来了鄂州一趟。他来鄂州后，曾宪池和我陪他到月山渔场、梁子湖、樊口鳊鱼养殖场等地进行了实地察看。我记得在樊口鳊鱼养殖场，周启才同志很虚心地向他求教了几个技术问题，他都一一认真作答。在去上海的旅行中，我们还经历了一次下半夜的海损事件。那一次曾宪池、我和李健三人从上海乘船回武汉，船过九江后已是下半夜了，睡眠中的我们突然听到船底有很响的撞击声，并听见江面有人大喊“救命呀救命呀”，我们以为是乘座的这艘客轮发生了海损事故，惊恐地走到船弦观看，才知道是有一艘运输木材的“木排”发生了海损事故，那些落水的船员们在江中抱着木头喊救命。当时江面一片寂静，天空有惨淡的月光，依稀可见零散漂流在江面的木材。半夜里在大江江面上听见“救命”之声，确实给人以恐惧感！这段江面当时只有我们乘座的这艘大客轮。大客轮当即调转船头去救人，结果那次船到武汉晚点近二个小时。在去上海水产大学期间，我们还与该校食品科学系的领导们商谈，择优引进了四位该系毕业生到当时的“振华鱼类加工有限公司”工作，改变了鄂州缺乏水产品加工技术人才的局面。
1992年春节前夕的北京之行，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由于春节前进京车票特别紧张，又要带一些土特产，当时曾宪池决定由胡光如开车，我和他一块去北京拜会农业部渔业局的几位负责人。返程的前一天华北大地下起了雪，这雪是越下越大，返程的那一天京石高速公路积雪甚厚，公路已封闭，三百多公里的京石高速公路只有我们一辆车在行驶。由于大雪车速只在60公里左右，赶到河南安阳已是晚上九点了。鉴于下大雪，我们计划第二天早上六点发车赶路。奇怪的是到了凌晨三点，我们三人都以为是六点了，于是赶紧起床后就出发。出了宾馆大门一看，四处一片白茫茫。头天在大雪中行车一天，我们本来就很紧张，此时心情就更紧张，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硬着头皮赶路。车出城后发现路面结了很厚的冰，我们的车尽可能地沿着头天卡车行走时压成的冰槽中行驶。可是走了三十多公里后，发现走的方向不对，路走错了。但是在凌晨又是冰天雪地，找位问路的人都找不到，后来经过查看路牌才知道是走到了去山东的方向，于是赶紧掉头，这样一去一来，我们冤枉走了七十多公里路。进了107国道后天渐放明，一路下着雪，路面非常滑，早餐就在车上吃碗方便面。中午赶到信阳后，这里下着鹅毛大雪，三人找个小餐馆随便吃了个中饭又赶路。可是当我们到达距离“武胜关”十多公里处时，路面塞满了大小车辆。我们下车打听，得知是车辆在前面“武胜关”无法通过所至。眼前的状况让我们异常发愁！ “武胜关”是必经之地，它地势高、坡度陡，由于“关口”北风凛烈，严寒无比，整个路面结了厚冰，车辆行驶在路面就“打滑”。此时我们也顾虑不了那么多，胡光如开车是左窜右弯、见缝插针，走到了“武胜关”下。到“武胜关”下一看，那情景比我们所听到的更糟糕！“武胜关”上“横七竖八”地抛锚了非常多的车辆，一眼望不到头。“关口”北风怒吼、寒冷刺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的车时开时停地强行往上开，到了半山坡时因堵车，车子只能寻找空隙时停时走，可是路面太滑，车子一起动就打滑，我们就下来推车，但由于路况太糟糕，车子曾无法动弹，更糟糕的是我们的车载汽油早就“报警”了，因为我们原计划是到孝感的花园加油。车上没有干粮没有水，零下十度左右的气温冻得人发抖，这时的时间已快下午五点了，如果到了晚上你想冒险驾驶也无法开车了。可以说在这个关口我们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当时我和胡光如提议让曾宪池设法返回信阳乘火车回武汉，我们二人守在这一“绝境之地”听天由命。但曾宪池较沉着，不同意我和光如的意见，坚持三人同行。于是我们继续设法前行，车子起步打滑就恳求路边其他的司机帮忙推车，几米几米地、一段一段地在“武胜关”这段路面冒着危险行驶。当时有一解放军同志对我们的帮助特别感人！他也是“落难”此地的同路人，他为我们的车子行驶，在前面调度其它的车辆让道，还帮忙推我们的车。就这样我们的轿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爬行”，终于通过了这个“鬼门关”。记得我们在孝感花园加油时，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得知我们是刚过“武胜关”的车辆，他们都感到非常惊呀！现在回忆起来我们之所以最终闯过这一关，一是得益于将凌晨三点当成了六点出发，这样就为我们抢在天黑前通过“武圣关”创造了“唯一”的条件——时间，冥冥之中老天“保佑”着我们！我们当时开玩笑说是曾宪池的“命大”带来的幸运；二是得益于胡光如娴熟的驾驶技术！二天的行程中，都是在大雪与冰面上行驶，车子又没有防滑链子，特别是过“武胜关”那段路，坡陡路滑、车子打滑，稍有不甚就会发生翻车事故。如今我早已会开车了，但是要我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如此危险的路况上开车，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三是我们的轿车车况不错。当时的鄂G946号“桑塔那”车质量好，加之出差前胡光如也保养得好。我们翻过“武胜关”后进入湖北境内，直至武汉市东西湖区，仍然飘着鹅毛大雪，但由于地温较高，路面积雪很浅也没结冰。过武汉市后雪就下得小多了，路面行车也安全，回到鄂州只是晚上的十点多。阿弥陀佛，此行总算是有惊无险！过了几天后从《新闻联播》中得知，当时“武胜关”那段路，共有近三万辆汽车因大雪冰灾而滞留在此路段，“落难”此地的司乘人员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煎熬，万般无奈之中喝着附近农民卖的几元钱一杯的水、吃着几元钱一个的鸡蛋度日，后来还是出动了信阳驻军部队才疏通了这段路面。
这期间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时省水产局委派计财处长李祠金同志带领相关处室负责同志，来鄂州就项目选址实地考察，当时市水产局主要负责人鉴于月山渔场仍在梁子湖区政府管理等主客观原因，要把项目建设地址移至三山湖渔场。因此便将李祠金一行人安排至彼邻三山湖渔场的“武昌鱼出口基地”进行考察，到了现场后，因李祠金同志当初在“武昌鱼出口基地”立项和建设工作中去过该场，熟悉三山渔场和武昌鱼出口基地基本情况，便当场指出我们在“忽悠”他们，坚持要看月山渔场。
围绕着项目要移址三山渔场的问题，在当时还引起了很大“反响”！首先是月山渔场“不依不饶”。当时月山渔场负责人杨启卓、杨月河、胡太福等同志多次到省水产局和市委、市政府反映情况，坚决要求该项目应落户月山渔场建设。他们还派人到我的办公室，抢走我正在编写中的项目可研报告文稿、及其它设计资料，并扬言要对我“不客气”，与当时市水产局主要负责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为尽快调平这一矛盾，以便尽早形成正式报告文本上报农业部，省水产局请鄂州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出面处理好此问题。当时市委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是熊同发副书记，熊同发同志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于1994年5月12日，在他的办公室召集市计委有关负责人、梁子湖区负责人、水产局主要负责人、我、月山渔场主要负责人开会，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仍未统一意见，最后熊同发同志拍板，武昌鱼国家原种场建设地址仍定在月山渔场。
3．杨干荣教授主持开展梁子湖团头鲂有关科研课题。当时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上海水产研究所柯鸿文教授所做的科研工作，均认为淤泥湖的团头鲂种质性状优于梁子湖团头鲂。为此，杨干荣教授在1992年初主持开展了、被我称之为“抢救式”的梁子湖团头鲂有关科研工作。并于1992年10月形成了湖北省梁子湖《团头鲂》调查小结。该《小结》在开头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团头鲂原种场宜于建在鄂州梁子湖，而公安县淤泥湖可以建团头鲂良种场。《小结》发表了有关梁子湖、淤泥湖《团头鲂》几项生物学指标的比较和讨论；梁子湖团头鲂的年龄与生长；梁子湖团头鲂肥满度与繁殖力；梁子湖水生植被；团头鲂鱼苗生长特性的初步研究；梁子湖团头鲂耗氧率的研究等六个方面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结论否定了长江水产研究所与其它人的某些“说法”，也为杨教授和我们争取项目及时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我说鄂州水产人不能忘记杨干荣教授！当然，现在客观地看，由于各人试验所取材料的差异、试验环境的差异、试验鱼的种质差异、实验条件和设施的差异，以及参与课题人员的主观意愿不同，试验数据不相同及其得出相应的结论也是正常的。
有了杨干荣教授这一“抢救式”的有关梁子湖团头鲂的科研材料，我们迅速组织好已有的关于梁子湖团头鲂科研的文献资料，加上1988年12月14日原国家技术监督局正式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0029~10030-88》国家标准，即《团头鲂及鱼苗、鱼种质量标准》、1991年8月23日召开的 “梁子湖团头鲂（武昌鱼）种质资源保护区”可行性论证会的相关材料、1994年拍摄的《团头鲂标准化》和《套养武昌鱼》二部彩色科教片，短期内“集成”了具有一定份量的有关梁子湖团头鲂方面的科研文献和成果。这就为该项目的立项工作增添了“高含金量”的后劲，可以应对来自淤泥湖团头鲂科研方面的挑战。事实证明，梁子湖团头鲂这种“抢救、集成式”的科研工作，为该项目正式落户鄂州奠定了良好的科技基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