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积极参加上海水产大学组织的“水产原良种场”建设、管理与发展方面的各种活动。就在“西安会议”后不久，上海水产大学李思发教授牵头组建了“全国水产原良种场协作组”。拟立项的鄂州团头鲂原种场也是这个这个“协作组”的成员单位。“协作组”挂靠农业部渔业局和上海水产大学（后转由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负责），由农业部渔业局、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上海水产大学生命科学院、相关省市水产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水产科研单位、水产原良种场拟建单位组成。1992年在江苏省杨州市邗江县召开了“协作组”成立大会，与会代表参观了正在筹建的邗江“四大家鱼”原种场。以后“协作组”每年在成员单位召开一次“年会”，我先后在安徽芜湖（芜湖河蟹原种场）、江西九江瑞昌（瑞昌“四大家鱼”原种场）、山东青岛胶州（罗非鱼良种场）、本省石首（长吻鮠原种场）等地参加过“年会”；还在上海水产大学生命科学院举办了二期“水产原良种技术”培训班，草民参加了首届培训班，月山渔场刘忠良同志参加了第二期培训班。客观地说，在掌握和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并应用于武昌鱼种质、遗传与育种研究方面，以李思发教授为首的上海水产大学生命科学院教学、科研团队，迄今为止在国内仍处于前列，他们在团头鲂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科研工作和科研成果；草民还利用这一组织所建立的人脉网，多次赴湖南长沙“四大家鱼”原种场、九江彭泽鲫原种场、监利老江河“四大家鱼”种质资源库进行考察学习；也利用这一组织进一步密切了与农业部渔业局相关处室负责人的上下级工作关系。通过这些难得、有益的活动，增长了我从事“湖北鄂州团头鲂（武昌鱼）国家级原种场”立项工作的才干与信心。在上述“协作组”所组织的活动中，当时月山渔场场长杨启卓同志是一个热心参与者，我所参加的活动中他基本都参加了，他人本来就勤勉，又对月山渔场这来自不易的项目非常珍惜，自然也就从中受益非浅。
5．编制《建立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团头鲂国家原种场可行性研究报告》、《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团头鲂（武昌鱼）国家原种场初步设计书》。按照当时农业部的要求，该项目必须编制“可研报告”与“初步设计书”，才能报送审查立项。坦率地说编制这个“报告”和“初设书”，我花费了很多的精力！迄今我还保留了“报告”与“初设书”的手稿。当时我为了提高“初设书”的学术地位，我“先斩后奏”地自选了杨干荣教授、我的老师张幼敏高工（时任湖北省水产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草民1977至1979年在黄冈水产学校读书时，他是我们的主课教师，教学水平很高）为专业指导；同时为了回避设计资格问题，我与杨干荣教授商定用“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作为初设单位（这二份材料市水产局没有付他们个人和单位一分钱）。材料打印装订好后，送给他们二位教授审阅，二位教授都表示满意。
我在从事编写这二份材料的工作中，一是要感谢周启才同志。材料中有关实用于本地的团头鲂养殖的大部份技术参数、一些工艺流程与技术路线都是他无私提供的。需要说明的是，现有教科书中有关团头鲂养殖的内容很粗，且数据不全，实用性与可操作性较差。问题出在写书的人有的是从他自己的部份试验数据，再参考其它的资料而编写；有的则完全是利用手头所掌握的资料编写而成；并非自己长期从事团头鲂养殖的心得与体会，而一个普通的养鱼人又不会写书。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我的老师；二是要感谢当时生产技术科的李健、肖家银、吴勇斌、张杨，办公室的余庆军等同志，他们帮我进行了制图、誊清等文字技术性处理，以及对外联系、材料打印、校对、装桢等方面的工作。当时我在写材料中，在个别文字的斟酌上主要是倾听张杨的意见，张杨的语文功底比我强，所以愿意征求他的意见后再定。我在水产局时经常写材料和各类稿件，张扬还开我的玩笑说：“朱科长别象浦松林一样，‘一生仕途无望，埋头著书立说’”，我听后觉得也在理，只是把我高比了。在1994年9月“湖北团头鲂原种场技术路线与初步设计审查会”后，根据与会专家的修改意见，我又编写了《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团头鲂（武昌鱼）国家原种场可行性报告和初步设计书补充材料》。
《建立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团头鲂国家原种场可行性研究报告》、《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团头鲂（武昌鱼）国家原种场初步设计书》编写完成后，项目的工程预算分解与绘制施工图纸，我们请了市水利设计所来做。这主要是按要求此二项工作应由具有资质的专业设计单位来做，市水利设计所则具备相应的资质。在时间紧、工作量大的前提下，市水利设计所的专业技术人员高质量地完成了该项工作。
最终形成的该项目报送材料是一套五份，即：《建立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团头鲂国家原种场可行性研究报告》；《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团头鲂（武昌鱼）国家原种场初步设计书》；《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团头鲂（武昌鱼）国家原种场可行性报告和初步设计书补充材料》；《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团头鲂（武昌鱼）国家原种场初步设计图纸》；《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团头鲂（武昌鱼）国家原种场工程预算书》。
6、与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签订《技术协作协议》。按照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立项的要求，必须有技术协作单位。为此，我们请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为本项目的技术协作单位。《技术协作协议》由我起草，经双方商议后达成一致。协议书草本由杨干荣教授和曾宪池分别代表双方草签，正式文本于1994年3月4日签订。
7．拍摄《团头鲂标准化》和《套养武昌鱼》二部彩色科教片。1992上半年，杨干荣教授告诉我他已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谈好，拟拍一部《团头鲂标准化》的彩色科教片，要求该片的外景到时在鄂州拍摄，我当即表示这应没问题，要待我向局长汇报后再作正式答复。回后我向曾宪池作了汇报，同时建议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拍摄一部关于武昌鱼方面的科教片，弥补鄂州在武昌鱼科研工作上的不足，增强我们在立项工作上的力度，他表示赞同。这就是拍摄这二部彩色科教片的由来。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拍摄《套养武昌鱼》彩色科教片，周启才同志以及他经营和管理的樊口鳊鱼养殖场的全休员工，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了全力、无私的支持，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套养武昌鱼》这部电影是无法拍摄好的！
拍摄科教片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完全陌生、极富挑战性的系统工程！首先要有电影制片厂的年度拍摄计划，其二要选好题材，其三要写好剧本，其四要选好外景、内景场地，其五要准备好道具，其六要组织好拍摄场景，其七要经过制片，其八要经过审片与修改，最后才能制成正式电影拷贝。关键的是要同时拍摄《团头鲂标准化》与《套养武昌鱼》二部影片、时间紧迫任务重！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局领导分工由廖琼文副局长全权负责，曾宪池全力支持；我、吕建明和周启才三人具体经办。我侧重于整体组织与谋划工作，吕建明侧重于后勤供给与保障工作，周启才同志负责在樊口鳊鱼场的外景拍摄工作。就当时生产技术科而言，李健、吴勇斌、张杨等同志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此项工作，张杨参与摄影师的协助工作较多些；水产局当时的司机胡光如、熊新明二位同志全程为电影拍摄服务。
先说“拍摄计划”。电影制片厂的年度拍摄计划是上年末就制定了的，临时增加拍摄任务涉及财务、人力、物力资源的调整与追加。《团头鲂标准化》的拍摄当时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已安排余楠明为编剧与导演、肖文照为摄影。经过杨干荣教授的介绍，我们和余楠明与肖文照同志很快熟悉了。肖文照同志祖籍鄂州，是一位年富力强的、专业技能很好、责任心很强的摄影师；余楠明同志五十来岁，是一位工作认真的人；他们两人都是热心肠的、乐于助人的专业人士。为了列入当年“拍摄计划”，我和曾宪法池多次去北京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通过余楠明和肖文照二位的引见与帮助，最后在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一位负责人（好象姓郑，“文革”期间厦门水产学院的毕业生，具体姓名忘了）的热心帮助下，终于追加为当年的拍摄计划之中。
关于拍摄题材的确定。当时我们疏理了鄂州市多年来在武昌鱼方面的“亮点”，最后确定选用周启才同志经过多年养殖试验与推广、且被生产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同时极具推广应用价值的武昌鱼实用养殖技术——《套养武昌鱼》。对片名的确定是在《池塘精养武昌鱼》、《新法套养武昌鱼》、《巧养武昌鱼》等四个片名中，最后筛选确定为《套养武昌鱼》的。为此，余楠明和我多次找周启才同志座谈，获取剧本创作的原始素材。根据《套养武昌鱼》题材的技术要求，我们三人确定拍摄时间定在六月下旬至七月初。
编写剧本。写剧本对我来说是件陌生的事，在余楠明同志的指导下，我先写好“脚本”，经我与他、周启才三人几次修改后，由我形成正式“脚本”。“脚本”写好后，由余楠明同志写“分镜头”， “分镜头”又经过我们三人多次讨论修改后，提交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相关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最终形成了《套养武昌鱼》正式剧本。由于时间紧、拍摄季节性临近，那段时间是日夜加班、辛苦工作。为此，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还专门给我下了《套养武昌鱼》编剧的聘书。《团头鲂标准化》剧本由杨干荣教授提供素材，余楠明同志编剧而成。但在编剧过程中，杨教授、余楠明和我三人经过了多次讨论与修改。
外景与内景场地的选择。《套养武昌鱼》外景场地经过肖文照、余楠明和我们多次实地察看，选择在樊口鳊鱼养殖场。为了拍摄电影该场员工突击加班进行了修路、整理池埂、渠道疏通、卫生环境整治，以及生产准备等工作。当时该场的景观和员工素质获得了肖文照和余楠明两位专业人士的高度认可；《团头鲂标准化》外景场地选择在位于月山村畔的梁子湖“鸡屎山”处水域，以及东北梁子湖处。《套养武昌鱼》内景场地限于鄂州当时的状况，选择了南浦园宾馆，同时也安排肖文照和余楠明两位专业人士住宿在此，这样便于内景拍摄；《团头鲂标准化》内景场地选择在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鱼类学实验室和会议室。
道具的组织与准备。有关水产生产方面的道具、活武昌鱼由周启才同志负责组织提供；水簇箱一类的鄂州相关内景道具由我和吕建明负责组织；有关实验室的道具由杨教授方面负责组织；大型车辆等道具由吕建明负责组织。
组织拍摄。那个时候正值夏天，气温很高，在廖琼文副局长的统一指挥下，大家克服一切困难，精神状态非常之好，工作积极负责。有关武昌鱼在水簇箱内的室内系列拍摄，是在南浦园会议室进行的。这项拍摄涉及室内置景、大型水簇箱的制作、箱内模拟水生生态环境的设置、水簇箱水质环境的优化、灯光的安装、活武昌鱼的组织与箱内饲养等环节。其中夏天活武昌鱼的捕捞与运输是关键，而且按照摄影的要求鱼体不能有任何损伤、鳞片不能脱落一片，这项技术要求高、难度大的工作为周启才同志所完成。在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实验室的拍摄，当时该院给予了高度重视，杨教授及在院的部份教师，以及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参与了拍摄，整个实验室的镜头是一气呵成地拍摄成功的。经过这次拍摄我们还知道了镜头上的“漂亮女演员”和现实中的漂亮女同胞是二回事。摄影师当时挑选了一位在实验室做杨教授助手的女孩，我们都认为并不漂亮，但摄影师说“她在镜头里会很漂亮的”，事实的确如此；在樊口鳊鱼养殖场的外景拍摄时间长、工作细致复杂，周启才同志超常地发挥了“业余导演”作用。《套养武昌鱼》所涉及的各项生产技术环节都是在该场完成的，由于这是拍摄科教电影来不得半点马虎，一个操作动作有时要用多次拍摄才能完成。只要懂得水产专业知识的人就知道，那是既费神又费功夫的“细致活路”！参加这部份专业拍摄的“演员”主要是周启才、汪云松、周西怡、周继华、周奎英等该场技术骨干，曾宪池、廖琼文、我、李健、徐兴川等人也做了个别片段的“演员”。最大场景的拍摄是武昌鱼成鱼捕捞和运输这一章节的镜头。导演要求要场面大，展示一派产销两旺、丰收喜悦的场景。当时在该场六口成鱼池同时组织捕捞，我们组织了水产局所属渔场的生产骨干与成鱼捕捞网具、调来了大型冷藏运输车及各种车辆、从局机关和有关贸易公司抽来了多名“靓女”参与拍摄，整个参与拍摄的人数达一百多人，拍摄时长近五个小时。有关饲料生产的拍摄是在当时樊口饲料厂（当时该厂为市农工商总公司所管辖）完成的。当时还请了车光彪（时任湖北省水产局局长）、吴华品（时任鄂州市委书记）、胡传利（时任鄂州市委副书记）、孟庆偿（时任鄂州市副市长）等在职官员在梁子湖磨刀矶至梁子岛水域拍摄了相关镜头。
《团头鲂标准化》、《套养武昌鱼》这二部电影外景拍摄最宏大的场面是在东沟镇月山村梁子湖畔的梁子湖“鸡屎山”水域处。这些镜头是二部电影开篇时所需要的，当时CCTV-1台正在鄂州拍摄《神州风采——说不尽的武昌鱼》专题片，摄制组得知我们要在此处拍摄的计划后，他们也“沾光”同时拍摄。这段镜头摄影师和导演的要求是：在烟波浩渺的梁子湖上，清晨太阳喷簿而出直至朝阳洒满湖面之时，百艘渔船炊烟袅袅，划着橹桨的渔船似繁星点点分布于广袤的湖面上，船上作业的是饱经风霜的老渔民与朴实能干的渔家姑娘，撒网于簿雾之中的美丽的梁子湖。总之要展示出梁子湖的自然秀美与渔民安宁勤劳的那种天人合一的画面。为了这一场面的拍摄，廖琼文副局长和我提前与月山村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该村负责人很热情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他们承诺负责组织好该村专业渔民、渔船及所需人员，月山渔场配合。渔民、渔船落实后，摄影师、导演和我对渔民们进行了讲解、提示与要求，渔民们都表示会积极配合。他们为了拍摄电影清洗渔船、整理并清洗网具、备好炊具与整洁的衣服、确定好上船的人员（其中好多位上船参与拍摄的女同胞都是筛选的）。我们随后抓紧组织、购买野外照明、扩音器材等设备。拍摄的前一天下午，摄影师、导演、廖琼文和我等人到月山村进行组织，当天晚上我们没休息，零点过后我们就到了拍摄现场，摄影机架设在“鸡屎山”上，参加拍摄的月山村渔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也早早各就各位。凌晨五点还不到随着摄影师的一声令下，在摄影师和我的现场指挥下，场面宏大的场景展示在摄影机前，渔民们“表演”得很成功，拍摄工作顺利完成，整个拍摄进行了近四个小时。
这二部电影的拍摄历时二十多天。拍摄完毕后，曾宪池、我、周启才又多次去北京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相对来说我去的次数比他们二位多），做该影片的各项后续工作，包括剪接、音乐、配音、审片、形成正式电影拷贝、复制、发行等。两部影片于2004年10月以《农林科技简报》第75号在国内外公开发行放映。这也是迄今为止，鄂州市唯一的在鄂州境内拍摄、选用鄂州武昌鱼题材、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彩色科教影片。需要说明的是，摄影师肖文照同志的高水准专业素质与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8．组织召开“湖北团头鲂原种场技术路线与初步设计审查会”，项目“花落”鄂州。会议召开前我们做了四项重要工作：
（1）去农业部渔业局作了一次专题汇报。1994年7月中旬，由孟庆偿副市长带队，我们一行6人专程到农业部渔业局就鄂州团头鲂原种场项目进行了专题汇报。这6人是孟庆偿、刘后树（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负责协调农业方面的工作）、夏敬涛（时任市农委副主任）、曾宪池、我、孙宇山（时任水产局计财科长）。当时渔业局只有一位姓冯的副局长（名字忘了）在家，其它局领导们都出差了。我提前与渔业局综合处王德芬处长（即办公室主任）联系好了，我们是上午九点到部渔业局的，在王德芬处长的引见下，孟庆偿同志代表鄂州市人民政府向冯副局长作了扼要汇报，冯副局长当即决定召开一个专题会议，请在家的各位处长们都参加会议，专门听取鄂州市就团头鲂原种场项目的汇报。十点整在渔业局十楼会议室正式开会，会议由冯副局长主持，渔业局综合处、计划财务处、增养殖处、科教处、加工处、环保处等部门的处长们都参加了会议。孟庆偿同志首先作了简要汇报后，由我作系统汇报。我用了三十分钟就鄂州市国家级团头鲂原种场的立项背景、总体规划、建设内容、产品方案、投资概算、综合效益一一作了汇报，听完我的汇报后，渔业局相关处长们都作了发言，最后冯副局长作了总结性讲话，肯定了鄂州团头鲂原种场的立项准备工作，表示将会积极支持项目落户鄂州。这次赴农业部渔业局的项目专题汇报会，对国家级团头鲂原种场最终在鄂州建设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
（2）将国有月山渔场收回市水产局管理，并转性为“正科级事业单位”。农业部当时对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的承建单位，要求其性质必须是事业单位，这是因为“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为非营利性质的社会公益事业。而当时月山渔场还属梁子湖区人民政府管理的企业，为了项目定在鄂州，这件事必须解决。但当时月山渔场因项目落户问题与市水产局主要负责人关系很紧张，这事办理过程有些拖拉。当时吕泳清副局长分管生产技术与本项目工作，他要求局政工科和我从鄂州水产项目建设大局出发，与他一道把这件事办成。经过多次努力后，我们终于拿到了鄂州市编委会的文件送审签发稿。但这一文件必须由市编委会主任、当时的市长李官喜同志签字后，才能正式发文。为此，我和吕泳清副局长两人专程找李市长汇报，文件最后的签字是我有一天晚上找到李官喜同志家里（当时他住在老市委宿舍），让他亲笔签的字。这份文件就是“鄂州市编编制委员会文件，鄂州编字【1994】33号”——《关于市国营月山渔场机构编制的批复》。文件确定“同意将市国营月山渔场由梁子湖区成建制移交给市水产局，为正科级事业单位”。
（3）湖北省水产局正式将“鄂州市团头鲂原种场”项目投资计划上报农业部。1993年9月3日，湖北省水产局以鄂渔计【1993】51号文——《省水产局关于上报一九九四年水产固定资产项目投资计划的请示》，将“鄂州市团头鲂原种场”等4个“非生产性建设项目”上报农业部。文件上报后，曾宪池和我又多次到农业部渔业局进行跟踪汇报，请求尽快来鄂州召开“湖北团头鲂原种场项目技术路线和初步设计审查会”。
（4）提前将“项目可研报告”和“项目初设书”及主要附件送达相关专家审阅。为了项目能顺利通过评审，在农业部渔业局已确定（1994年）9月份将在鄂州召开项目评审会后，按照以往同类会议的贯例，我请渔业局有关处长们提出材料送审专家名单，并要求到时是这些专家到鄂州参加项目评审会（这些专家后来都参加了鄂州评审会）。按照处长们提出的“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专家委员会”的部份专家名单，我速及将“项目可研报告”和“项目初设书”送给了刘筠、李思发、杨干荣、张兴忠、陈宏溪、张幼敏、魏玉桐（时为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工程设计所高级工程师）等专家审稿。这些专家审稿很认真，其中李思发、张兴忠、张幼敏等专家审稿后，还专门给我写信（这些信笔者还保存着），提出了他们的审稿意见。与此同时，我还将完整的项目材料一并送给了渔业局的魏宝振、丁晓明、王德芬、胡复元等处长们，请他们审阅。
1994年8月31日，农业部渔业局以【1994】农（渔计）字第168号文件——《关于湖北团头鲂原种场技术路线及初步设计审查会的通知》发文，正式通知于当年“9月23至24日在湖北省鄂州市召开湖北团头鲂原种场技术路线及初步设计审查会。”会议特邀专家有：刘筠、张兴忠、张幼敏、李思发、吴勤（江苏省水产局原计财处长）、魏玉桐、杨干荣、陈宏溪等八人。文件上明确的会议联系人分别为：“（湖北）省水产局计财处陈长清（时任科长）：联系电话（027）8841781”；“鄂州市水产局朱振东：联系电话（0711）222662”。发文之前，渔业局魏宝振处长在17至18日专门给我来了电话，通知这一事情。市水产局收文后，1994年9月9日曾宪池签了“请吕局长与振东同志阅提出接待方案”的意见。由于我提前将接待方案拟定好了，当10日该文传至我案头时，我即签下“接待方案已于九月十日初步拟出，请曾、吕二局长定案”的落实意见（原文还在）。
为了开好这次来之不易的会议，我及时做出了“湖北团头鲂原种场技术路线及初步设计审查会会议程”、“关于团头鲂原种场技术路线与初步设计审查会会务活动安排的意见”、“湖北团头鲂原种场技术路线及初步设计审查会会议经费预算表”、“湖北团头鲂原种场技术路线及初步设计审查会作息时间与娱乐安排”、“ 湖北团头鲂原种场技术路线及初步设计审查会内部接待安排”（迄今我还保留着大部份手稿和由肖家银同志誊清的个别文稿）等五个预案供局领导审定。在“关于团头鲂原种场技术路线与初步设计审查会会务活动安排的意见”中，我分别对“会议时间及报到地点、与会人员情况、会务与后勤、会议用车、生活及娱乐、接送安排、考察活动用车安排、娱乐活动用车、有关事项”等九个部份进行了详尽的安排。其中在“会务与后勤”部份对人员分工提出了如下意见：“总负责：曾宪池、吕泳清，日常工作负责：朱振东”，在“日常工作分工”中又提出了如下分工意见：“朱振东：接待、技术问题及全面协调；孙宇山：组织落实资金等；陈少锋：生活、调车、娱乐；吴勇斌：记录、会议室布置及会务活动；余庆军：文印、宣传、资金使用及机动性事务”；在“湖北团头鲂原种场技术路线及初步设计审查会会议经费预算表”中，我将经费预算细化到“专家评审费、住宿费、生活费、会议费用、礼品安排及费用、娱乐费用、专家差旅费等七个小科目”；在“湖北团头鲂原种场技术路线及初步设计审查会作息时间与娱乐安排”中，我分别就“进餐、开会、娱乐、观光”等项作出了详细安排。上述接待方案曾、吕二位局长都采纳了，前述分工负责的同志也很认真，因此，整个会议被安排得有条不紊。
参加这次会议的特邀专家中，李思发和魏玉桐二位先生因出国和有事分别请了假，但二位都发来了个人“审查意见”的邮件。渔业局来参加会议的人较多，他们是：魏宝振、丁晓明、王德芬、胡复元、朱述渊、刘英武、窦晓林、栗倩云等八位。会议组成的专家组由八位“特邀专家”与渔业局八位同志构成，刘筠院士任组长，张兴忠、张幼敏二位专家任副组长。湖北省水产局参加会议的负责人有：高泽雄（时任省水产局副局长）、李祠金（时任省水产局计财处处长）、王惠平（时任省水产局生产处副处长）、高幼兰（时任省水产局科教处副处长）、刘能玉（时任省水产局计财处副处长）、陈长清等六位同志。鄂州市参加会议的负责人先后有：熊同发（时任市委副书记）、孟庆偿、余逢庆（时任市农委主任）、方美禄（时任市计委农业科科长）、高惠明（时任市财政局农财科科长），以及《湖北日报》驻鄂州记者站、《湖北电视台》驻鄂州记者站、《鄂州日报》社、《鄂州电视台》、《鄂州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的记者们。市水产局参加会议的人有：曾宪池、吕泳清、朱振东、孙宇山等四人，服务会议的工作人员有：陈少锋、余庆军、吴勇斌、戴丹、任光耀，以及各位司机。月山渔场书记兼专长杨启卓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地点是在当时条件较好的雨台山大酒店，9月23日上午八时在雨台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召开。大会由魏宝振处长主持，专家组会议由刘筠院士主持。省水产副局长高泽雄、市委副书记能同发、副市长孟庆偿等领导都作了感谢性的讲话，会后还参加了合影。23日上午的会议是先到月山渔场和梁子湖进行实地察看，下午首先听我作的项目汇报，那时没有现在的多媒体手段，我提前制作了二十余张图表挂在会议室正面墙壁，按图表顺序系统汇报（没有照稿子念）。我汇报完毕后，进行现场答疑，解释了与会专家提出的问题，然后转入专家组评审阶段。专家组评审中，前二位专家（张幼敏和刘筠）的评审是在一种常态下评审的，但到了张兴忠先生发言时，由于此前的一段意外“插曲”，使专家评审一时陷入了僵局。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当时安排房间是按专家学术地位依次排序的，刘筠院士和张兴忠研究员房位是排序在第一的（417室），两人共住一间房。由于张兴忠先生鼾声大，刘院士不愿和他住一间房，要求调房。但其它房间的人都没提出此问题，而且都已在房间入住，也就不可能重新排序住房了。如是将张兴忠先生顺沿调至最后的424房且是一个单间入住，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了。22日晚餐前王惠平处长在宾馆走廊焦急地对我讲，说张兴忠研究员对我们安排的住房很有意见，认为这是在轻视他。我当时一听感觉既很突然又意识到会由此造成“麻烦”。于是我马上找到吕局长，将这一情况向他报告，吕局长对这一情况很重视。晚餐后，我和吕局长带了二条好香烟（张兴忠先生烟瘾很大）到他的房间道歉并解释原因，他当时说能表示理解不会为之计较的。出了他的房间后，我就对吕局长说，看来明天的评审会议还有“求知数”，吕局长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待续）